【实录】实践者能生产知识吗？—— 億方公益沙龙第八期【11月】
★ 时间：2017年11月4日
★ 坐标：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
★ 主讲：杨静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近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无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是9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会组织发展，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即生产怎样的知识是有效的、能够促进社会改变的？同时我们也有这样的疑问，现实并非没有生产知识的人，而是每天都生产很多知识，如不计其数的出版、发表等。然而，这样的理论究竟能否用到实践中？能否促进实践？理论和实践怎样才能有效对接？
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开始强调大学中的研究中心走入实践，结合实践生产有效的知识。同时，在实践群体中，社会组织也越来越注重总结提炼，梳理实践者的知识，既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实践工作，也是为了进行传播、经验交流和分享。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学者被逼着走入实践，开展调研。在进入实践后，学者们基于已有的学术训练及理论基础，可以快速将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并形成学术作品用以发表。然而，实践者则反馈这些学术作品无法看懂，对实践并没有指导作用。因此，实践者不会对学者生产的知识抱有期望，只要不影响实践工作即可，这是学者走入实践者的知识生产情形。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学者有实践的领域，并且陪伴实践者共同成长。这种情形下，学者仍是无法替代实践者的，因为实践者每天都在面对和解决不同的问题，一个好的学者的陪伴也只能发挥协同作用，作为实践者的助力。
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实践者身边，即现实会迫使实践者开始生产知识，希望实践者能将经验加以提炼、书写。因此，也会产生各种学习网络，如南都公益基金会开展的救灾行动研究网络等，以故事的形式将经验加以梳理并呈现。这可能是实践者梳理经验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大量实践者没有经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加之学术产品的高品质要求，实践者的经验梳理最终只能成为撰写工作总结或工作汇报，能上升到学术品质的产品是凤毛麟角的。
总之，无论让学者走入一线同实践者一样去开展实务工作，还是让实践者生产学术品质的文章，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长期以来，学术和实践一直走在两条泾渭分明的路上：理论永远无法真正服务于实践，成为实践知识；而经验则认为理论的高度难以企及，现实可用性低。最终导致有效的知识难以梳理和产生。这同样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弥补理论与实践间沟壑的方法——行动研究。
—— 本期沙龙主讲人：杨静 ——
1、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科技理性）
我们提出“实践者能生产知识吗？”的问题，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学者才能生产知识，而这又深受我们对什么是知识的认识所影响，尤其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其借鉴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常认定的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化或科技理性。
（1）知识观
在学术知识的生产逻辑（科技理性）这一实证主义的知识观下，实务问题被认为是有通用的解决之道的。这就如同自然科学的规律，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找到的。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科学也是被认为存在着规律，并且可以找到规律。
因此，实务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找到通用的解决之道来解决，而解决之道又是可以在实务情境之外生产的。换言之，我们无需解剖麻雀或只解剖一只麻雀，就能找到所有麻雀的解决之道。基于这样的逻辑，知识生产者无需进入实务中，而是可以在实务之外，凭借推理和普遍的调查即可。如了解失独家庭的问题，无需调查很多的失独家庭，同他们一起居住，发现他们的问题，而是请失独家庭填写调查问卷就能发现问题。因此，这种知识观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可以在实务情境之外发展。这导致很多学者认为并不需要进入实务，或在实务中走马观花、下马看花，即可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解决之道的呈现，可以通过出版、训练、培训等途径转化成行动。在这样的逻辑下，知识并非直接转化成行动，而是通过阅读出版物、参加培训、通过训练等方式转化的。至于理论知识如何转化为行动、转化为怎样的行动，这并是不是传统知识生产者所关注的。
（2）行动观
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科技理性）的行动观认为，知识生产有自己的研究方法，首先从社会现象中确定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查询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制定自己的研究框架（视角）、确定研究方法；然后再进入田野收集资料、做资料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其目的要么出版，要么发表或学术交流。至于实践是否有所行动、问题是否发生改变，这并不是知识生产者所关心的。
（3）知识生产的结果
在这样的逻辑下，最终结果是生产为知识服务的知识。因此强调理论知识构建，强调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如社会工作领域会关注社工在怎样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干预，一旦没有提及理论，会被认为干预缺少了力度。
在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科技理性）下，实践知识会被高度概括精炼，其丰富性会被隐含不见，因为所有的知识最终都将提炼、概括，总结为干涩的理论，从中也无法看到实践的丰富性。如在社区工作中，同样有一套理论框架应用于目前所有的社区工作，即首先发动居民，让居民参与，呈现居民的主体性，这是我们的知识。然而，现实中实践者无法按照这样的方式开展工作，群众积极性无法调动，老旧社区与高档社区的情况各异，群众参与性也不尽相同。因此，这样的理论会通过出版、训练转为知识，实践者会被理论灌输或理论强加。实践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实践者应用固有的理论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如我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农村建设的实践者在农家乐建设项目中，会抵制外部资本的进入，认为资本将控制农家乐运作，村民只能沦为服务人员。基于这样的理论，实践者动员村民自建农家乐，让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最终让村民自己经营农家乐服务以便同资本对抗。实践者带着这样平等、尊重、让农民自己有主权、有尊严的理念开展工作，在执行中忽略已经在村庄开展农家乐服务的商业资本和政府资源，忽略村庄矛盾和互动，最终引起三股村民力量的互相争斗，部分村民代表商业、部分代表政府、部分代表社会组织。最终因为利益矛盾冲突和村庄的复杂情况，而导致农家乐建设项目失败，几十万元的投资没有产生效果，村民意识也没有提升。当实践者在反思时表示，他过于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村民，忽略了村庄内部已经出现的矛盾。这种情况在发展工作中经常遇到，甚至有的机构在贫困地区还没开展经济发展，就进行村庄文化意识的提升，使得村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却要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一年后项目人员被村民赶出了村庄。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源于实践者僵硬的执行自己的理念，如同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即要带着自己的价值开展工作，而他们又认为这样的价值是非常准确的，应该在实践中应用。这就是在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科技理性）下实践者应用理论、灌输理论的情形。
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科技理性）的、特点是，专家、学者永远是知识生产的主体，理论高位、实践地位。
2、实践者生产知识的逻辑（反映理性）
（1）知识观
实践者生产知识的逻辑（反映理性）有着与之不同的知识观、行动观和知识生产的结果、特点。现实中存在大量实务工作者，他们的知识观认为复杂的实务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之道，解决之道只能在特定的脉络中发展出来，并且不能被复制。其他实践者可以将这样的经验作为假设，在自己的实践中检验。这不同于市场中的推广性概念，例如河南阿迪达斯生产的产品，使用相同的技术就可以在广东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是河南梁军老师推动村规民约的社会实践，在农村以性别切入推动性别平等的探索。当其他人在另外十几个省份推广时，没有一个做到河南的效果。因为背景不同、执行的人不同、对问题的理解和社区基础都不一样，实践出来的结果自然不同。因此，特定的解决之道是可以作为假设进行参考，也可以在实践中检验，但却是无法复制的。
（2）行动观
基于这样的实践者生产知识的逻辑（反映理性），其行动观首先要厘清问题的情境，即确定问题在怎样的脉络和情境中产生的。一旦脉络和情境发生变化，问题就会改变，随之目标、方法、策略和手段都会发生变化。
在理清问题的情境后，才可以界定问题，即问题是在怎样的脉络里确定的。例如当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女大学生恋爱观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女大学生的恋爱观？研究者的研究假设是男女混校的女大学生恋爱观与中华女子学院的女大学生恋爱观不同。带着这样的假设，在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问卷设计还是访谈，都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在实务工作中也是同理，问题的情境不同，界定的问题也可能就不同了。
在界定清楚问题后，才会有相应的目标及达成目标的策略和方法。这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如果结果出现问题，要回溯是策略还是方法的原因；如果策略、方法没问题，则需要考虑是否是目标的原因；如果问题出在目标层面，则要回溯问题界定是否有误；如果问题界定错了，则要思考问题的情境是否厘清。在公益项目中，有的项目立项时界定了清晰的目标，但在执行中发现目标需要改变，这可能就是由于问题的情境变了，目标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3）知识生产的结果
在这样的行动观指导下，实践者生产知识的目的是促进改变发生和问题解决。因此，实践者生产为行动而服务的知识，其特点是实践者即研究者，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同等重要。在这样的逻辑下，行动研究培养的不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而是反映能力。对于实务工作者，最重要的不是掌握知识的多少和实践的多少，而是反映和思考的能力，也成为实务工作者的核心能力。这样的能力是不能灌输和强加的。
综上，可以发现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知识理性。知识不仅是由学者生产，也可以由实践者生产。
表1 不同知识理性的比较
二、实践的科学——行动科学
1、行动科学的涵义
在实践中生产有效的知识，同样需要遵循行动科学。行动研究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由社会学的鼻祖杜威基于心理学提出。20世纪70-80年代，唐纳德·舍恩(DonaldSchon)克瑞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看到美国社会中依靠专家和专业性解决社会问题已经失效，因此他们探索什么样的知识是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提出行动科学。行动科学是一门探究人类相互间的行为是如何被设计并付之行动的科学，它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最终目的是在行动的实践社群中，创造研究社群，提升实践的有效性。
行动科学的根本是通过反映性探究揭示每位行动者的隐性认识。因为行动逻辑的背后，隐含的是每位行动者的内心，我们将其称为实践经验或直觉。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这说明的就是经验。通常实践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其知识是隐含在行动者中间的，因此要通过反映性研究将实践者的知识揭示出来。
行动科学的核心是开放与共享的行动关系构建，最终促进双路径学习与反映对话。所谓双路径学习，即互相学习、互相贡献。社会组织以倡导公民社会为己任，除了解决社会问题，还希望推动社会向更加公平、公正、公益的方向发展，让弱者能够发言。因此，实践者带着这样的理念，在进入一线时共同探讨群众所需、政府所及、社会工作者所能，寻找共融点开展工作。发现问题时，要与团队共同探讨而不是凭个人意愿解决问题。因此，行动科学是开放、共享的行动关系构建。同时，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学者的角色不是知识的输出者，而是学习者。由于学者的认知与实践者的经验存在差异性，因此学者必须要了解实践者的行为世界、行动逻辑，要达到互相理解的程度才可能产生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实践者有自己的理论和知识，只是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为学者所看到。
2、行动理论
行动科学需要进一步指出行动理论：第一，行动视框。行动视框是指每个人的行动背后已有视框存在，这种视框是行动科学中透过反映对话揭示的每个人背后的行动逻辑。大多时候，我们的行为并不被自己所觉知，但其行动策略、方案却是受到行动视框的限制。如果人们不觉知自己的行动视框，就无法回答行动背后的原因，将行动简单理解为群众需要、政府需要等。行动研究经常会被认为是心理咨询，这是因为很多时候透过反映对话可以让每一个人清晰觉知他们的行动视框。因此，觉知行动视框和重新框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少这一步，很可能增加行动的风险和盲目性。
第二，使用理论与信奉理论。在行动研究中，需要了解每个人所信奉的理论。例如有的公益组织信奉民主平等，代表弱势群体，但是组织的治理结构却有森严的等级，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经济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使用理论与信奉理论之间的矛盾。再例如发展领域的实践者，由于早期受到国际基金会的影响，大多信奉参与式理论、使用权利框架、赋权框架开展工作，但实际执行中却存在项目的设计者仍占主导地位，尽管也会邀请农民参与、开展需求评估，但这都是在既定的框架下参与，执行中也是以设计者的意愿为主，项目结束组织离开，很多村子恢复原貌甚至破坏了原有的村庄体系带来更差的结果。因此，在参与式发展的项目中，如果农民的主体性没有发挥出来，就很难真正称得上参与式研究。在科技理性的研究中，群众很少能参与其中，但是在行动研究中，是一定要求有群众参与的。实践者要通过行动研究，了解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是否一致，循环往复地检验知、行、果是否合一。
第三，默会（隐含）的知识。由于行动者的知识往往是内隐性知识，如经验、第六感、直觉等，因此行动研究需要反映对话，将内隐性知识抽丝剥茧，清晰呈现出来。
第四，处境性知识。因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的局限性，当信奉一种知识后，理解其他知识方面就存在困难了。如信奉现代理论的人，在理解后现代理论时，会有困难；理解后现代理论的现代化、城市化后，在理解佛学的真实世界也有困难。这就是处境性知识的问题。正因为知识的局限性，对我们的行动逻辑也产生了限制，如成熟的实践者与年轻的实践者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决定了他们的行动逻辑和结果的不同。因此，行动研究的核心是开放共享，每个人必须有开放的心态，尝试走入别人的生活，了解他们对处境和知识的理解，而不能用自己的知识、理念去灌输、强加。
第五，人际理论。实证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即研究者在研究中不介入价值。然而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有强烈的价值介入，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反思自己的价值，与已有的价值观共生共存。由于人们的行动逻辑经常受到情绪、情感、能力、性格等影响。实践者在现实工作中积累大量问题，然而首先爆发的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情绪。例如有的团队领导人无法处理员工的情绪问题，规定在谈工作时不能带有情绪，然而这并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往往实践者呈现的仍是负面情绪或言语。因此，行动科学要求实务工作者训练洞察情绪和管理情绪的能力。每个人的行动逻辑会受到其防卫机制的影响，如同实践者谈工作时，发生下面这样的情形：
A：“你说这个工作你做不来，你是不是有情绪在里面？”
B：“我哪里有情绪了？我不会有情绪的！”
在上面的对话中，B工作者已经有情绪的因素存在，并且开启了防卫机制。防卫机制是个人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逐渐发展的。因此，行动研究者要看清实践者背后的困难。如30岁左右的公益从业者所面临的生存与使命的问题，公益组织的薪酬难以满足其生活支出，进而会影响他的工作。其实，真正的困扰并非工作本身，而是生活中的难题。30岁的公益从业者面临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等更多方面问题，呈现的方式可能是工作不在状态等。
第六，认识行动类型。作为实践者，需要在实务工作中探究行动的类型有哪些。首先，行动中认识，即下意识所做的事情。例如，下雨时遇到水坑，有的人是下意识的跳过去，有的人是下意识的跨过去，有的人是借助砖头渡过去。不同的人面对水坑，选择的策略不同，反映了知识类型的差别，这就是行动中认识，其背后是不同的默会知识：体重轻的人选择跳过去、高的人选择跨过去等。当将这些只能言传意会的默会知识用语言写出来后，就成为实践者的知识。其次，行动中反映，即需要思索后作出的行动决策。例如，督导、心理辅导的过程，也是行动研究，实践者要不断思考用怎样的方法将对方的问题呈现，并寻找有效的改变途径。行动中反映的特点是，需要实践者边行动，边反映。第三，对行动的反映，即实践者开展过一段行动后，将经验梳理的过程。通过反映、对话、研究等方式对过往行动的反思、研究。上述三种类型都是行动研究，其中，行动中认识、行动中反映，是实践者自己或咨询他人可以开展的，是行动中的立即性的反映；对行动的反映，则是需要实践者经验梳理，停下当前所做的事情来开展行动研究。对行动的反映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反思。行动者通过书写日记、田野笔记、工作报告等，或借助录音、录像等资料开展对行动的反映，反思、检查自己的行动过程。第二层是他人对行动者建议、意见。行动者将书写的工作报告等与同事、团队分享，互相检讨、互相督导。第三层是协同探究。如果要将行动者的默会知识上升到公共知识甚至学术知识，就需要有学者参与的协同探究。学者了解提炼的程序，可以通过不断的反映对话，探究实践者的知识，实现默会知识→经验知识→公共知识→学术知识。
3、知识与实践的关系
行动研究是实践者生产知识的有效途径，反映对话是生产知识的核心方法。实务工作者的实践是一种反映实践，反映实践是通过对话活动而推进实践者的探究。实务工作者通过反映对话，看到自己的知识、看到知识与实践的对话，以此不断循环往复，辩证的思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工作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工作者与团队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成长与情绪、性格、能力之间的关系。作为实践者，通过不断的对话，就会有默会知识，明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度、明白工作者与服务之间发生了什么、明白工作者与环境间如何互动、明白工作者与团队的关系、明白工作者的个人情绪、性格、能力在实践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通过这样反复的对话探索和揭示的就是实践者的反映能力。
4、实践者生产知识的特点
培养优秀的实践者，就是培养实践者的反映能力。因此，实践者是可以生产知识的，实践者的知识是通过思考、对话生产的，是知识与实践辩证互动的结果。实践者的知识体现在行动报告中，怎样的行动、信奉怎样的理论、服务对象的特点和导致实践改变的因素等。因此，在实践者行动报告中，需要细致描述每个行动背后各种力量的张力，如何共构当前的行动策略和行动结果。因此，实践者的知识是脉络中的知识，是包含情、眼泪的有温度、有情感的知识，这不同于学术知识的客观冷静。实践者知识的学术产品，既包括其实务活动所推动的改变（个人、社区、家庭），也包括内隐知识→公共知识→学术知识的成果。作为实践者，梳理经验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服务和效能，因此服务的提升、改变的发生就是知识生产的产品；同时，如果有能力还可以通过书写或协同，生产不同品质的知识。当然，最好的知识生产方法是学者们走下干爽的高地，与实践者携手改造社会、生产改变社会的知识。因此，行动研究也提倡，让实践者有研究能力，让学者进入实践，因为这两者本就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这同样可以解决知识生产的严谨性和适切性的矛盾。因为严谨的知识在实践中往往不适切，而适切的知识在学术看来又并不十分的严谨。
三、互动问答
1、关于行动研究的理解
提问：是否可以将行动研究理解为“运用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促进问题的解决”？
回答：行动研究指的是立足于实践者的行动立场，对行动和关系的研究。简言之，行动研究是每个人立足自己的行动，对自己行为开展的研究。如果我们对他人的行动进行研究，那是协同探究而非行动研究。促进问题解决的研究方法很多，但不一定都叫做行动研究。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从问题出发，以问题解决为目的。但是行动研究是在行动中产生的研究，行动本身就指向问题的改变和解决。无论学者还是实践者，只要对自己的行动做研究，身在其中，无论做怎样的内容，都是行动研究。但如果研究其他人做的事情，就不是行动研究。
提问：行动研究的人际理论，提到对情绪的处理。但为什么在企业中，雇主与雇员间可以不关心情绪，只讨论工作；而在社会组织中，需要额外关注情绪因素？
回答：在企业中，使用的是人的能力、智慧，最终目的是利润，雇主回馈给雇员的是工资。但社会工作是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专业，在社会组织中，机构不仅关注员工的工作，同样关注他们的情绪、情商、智商、身心灵的健康多方面影响因素，这是一个全人的概念。
提问：您在行动研究推广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回答：行动研究最大的难点是行动者自身的成长。每位行动者都有惯习，如何实现惯习的改变，我认为是最困难的。通常，行动者已经意识到这些惯习需要改变，但意识和发生改变是不同的事情。实践者意识到我有问题，需要改变，但真正实现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要促进改变的发生，还需要周围环境条件的支持：社会条件、家庭条件等。
2、关于反映对话和协同
提问：现实中有大量实践者，但是能够协同反映的专家学者却并不是很多，我们希望将日常社工服务中积攒的经验整理为指南，但过程中不知道在怎样的框架下梳理比较好，此时应该怎么做？
回答：协同有三个层面。第一层实践者可以自我协同，如日记、笔记甚至自己对着录音机讲故事都可以。这一层面协同，你会发现很多经验写出来和说出来，跟闷在肚里里是不一样的，表达出来后会有不同的感受。第二层协同，实践者可以将经验、故事讲给认为可以协同的人听，听取他们的意见。实践者要明白，协同的目的是什么？当实践者开始整理自己的内部经验时，需要找到合适的协同者，但这不同于工作中遇到问题找专家咨询。明白协同的目的最为重要。对于问题中所提到的情况要将机构的讲演整理为指南时，确实需要合适的协同者，因为行动报告不同于学术报告，行动报告讲究脉络、互相的情景和行动间的张力。行动者要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逻辑。
提问：实践者如何提升反映对话的能力？除了反映对话，在行动研究学习中还需要掌握哪些能力？
回答：实践者提高反映对话的能力只有不断练习一个途径，反映对话是行动者共构关系的过程。除了反映对话，在行动研究中也会需要收集资料的通用方法和使用文献的能力等。当然行动研究的数据检验标准，不同于实证研究的信度、效度，行动研究会在当前关系中检验数据，对实践者的话语和行动比较，通过反映对话同所有行动相关的人进行检验。同时，也会根据行动的结果检验行动是否有效，是否达到预期。实务者的行动研究目的是为了改进实务工作，因此研究必须发生在对话中，所有参与实践者中，不断通过对话检验行动、服务等。
提问：如何开展集体性反映对话以促进团队更好的交流分享？
回答：我们团队也曾开展类似的活动，实践者将书写的内容发给大家，每个人都会站在各自的角度进行提问。这一过程是需要不断磨合的，由于提问中会有信息性的问题（补充更多信息）、也会有评论性的问题（对事件的评价），因此集体性反映对话需要尤其谨慎。一旦评价不当，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反思，还可能将思考的方向引入岔路，使得实践者对写作和分享的抵触。因此，在集体性反映对话中，会要求协同者不要对事件的内容发表评论，协同者的角色更多是提问以帮助实践者更好的思考。反映对话可以随时发生，但提问的质量和行动的质量非常重要。当然，协同者不评论并不代表无条件的接纳、不批判行动者。对于行动研究，协同者会在行动的现状、问题的原因、行动视框等方面挑战行动的局限性。
3、关于知识类型
提问：从内隐知识到公共知识再到学术知识，三者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什么？
回答：以 “养儿防老”为例，这是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这是大家的内隐知识层面。然而为什么要养儿防老，这是由于中国男娶女嫁的制度，使得中国家庭在女子出嫁后，男子承担了养老的责任，甚至成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唯一途径，这就加剧了大家对养儿防老的认知，这就是公共知识层面。养儿防老观念的背后，是性别理论视角，目前我们社会性别文化中，父权制的根本仍没改变，无论是从父姓还是男娶女嫁，都导致农村对于养儿防老的重视，这就是学术知识。
四、听众反馈
【 白亚丽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
现在往往将生产知识的权利过度让位于某一类特定知识群体，如科研院校机构的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这就首先在观念上否认实践者或每一个普通民众有生产知识的可能性，但行动研究则很鲜明的认为实践者可以生产知识。在技术理性的科研通过抽象的概念体系和复杂的数理化过程在事实上独占知识生产权力的同时，行动研究内在就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的立场，并尝试打破知识生产的垄断权。
作为链接理论工作者与基层实践者的协作者，会有这样的困惑，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理论研究者会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正在进行的社会试验进行分析解剖，并在形式上严守学科的规范性和边界；然后抽离原场景，进行提炼归纳、经验总结并至学术理论层面。之后，从一般规律出发，用“通用解决之道”作为对于实践路径或实务问题的反馈，然而其“通用解决之道”并不会直接反馈到原场景。作为以推动社会行动为主要目的一线的协作者，感觉（行动直觉）除了通用之道，或许还有更多的因素需全面照顾，这些因素需要回溯到真实情景中的行动逻辑才能得以解释。行动研究提供了这样的方法和视角，通过即时的反映对话，不断的反思和反馈，让行动中的相关方能够有效推动当下的实践并不至于常陷入无力感。
有些视角，往往是容易被专业化学术研究屏蔽掉的，因为在规范性中不好被处理。就像农村发展研究中，会从组织、制度、文化、经济等等，但却容易忽略人（有着复杂的行动动机和资源网络）、在地知识、隐含知识、默会知识的力量。因此当在地实践被提炼为通用经验后，一方面会直线性进入到学术知识层面；另一方面，会看到在经验复制性方面并不一定有理想效果。比如乡村建设中一些社区榜样非常值得学习，但为什么通用经验多年之内在其他地域也不能完全复制出来？这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难以标准化、聚类化、数理化的信息被剪切掉了。这样的实施值得我们反思。行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是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及揭示影响行动中的各种隐性知识和处境性知识。
另外，今年也学习杨静老师《在地人形》这本书，该书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是由学者、协作者、社区实践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其中的对话和碰撞是面对面的，知识生产者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与实践者隔离，实践者通过行动研究的过程也对自身的行动进行总结、反思和对话。这也是行动研究在关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关系的价值观不同于实证主义学术研究的：实践者及其相关参与方是否对研究的意义、目的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研究只是产出学术成果还是可同时对实践者处境性需要和行动推动有相应的产出？实践者作为被研究对象对于公共性知识的产出和学术知识产出不合理的“评判”是否有权利质疑和拒绝？如杨静老师讲道学术研究常见的“摘果子”，其中参与的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是否得到同等的重视。
作为一线协作者，除了专业性知识，我们非常需要行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对于即时性的行动处境给予回应，促进行动的有效性改变。
【 汪婷ABC美好社会咨询社 / 埃森哲咨询 】
自从入选了菁莪计划，就对“行动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何为行动研究？我的研究是行动研究吗？行动研究者应具备怎样的技能？这些问题一直萦绕于心。今天抱着又好奇、又敬畏的心态来听课，所幸杨静老师的讲解帮我一解心中困惑。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脱节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面临的难题，脱离实践的研究如同空中楼阁，不接地气；而实践中产生的知识如何在体系化表达的基础上又保持其多样性、实用性，也是极具挑战的。我这类公益实务出身的研究者，最需要锤炼的素质，就是能将本土实践中丰富的、有温度的知识反映和提炼出来，经验也好教训也罢，都是能为别的公益实践者提供有益参考的。
我参与的公益实践“ABC美好社会咨询社”，是利用专业志愿服务模式为公益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在杨老师的启发下，我想到可以把ABC的志愿者管理经验反映出来，分享给更多志愿服务机构，甚至以“ABC是如何帮助公益组织做咨询的“作为行动研究的方向，不断在咨询行动中完善我们的知识和方法。
而对于我计划开展的研究课题“公益组织管理提升方法与案例”，则应避免落入大而空的方法论框架中，而应深入实践，真正总结挖掘出来本土公益组织管理的鲜活经验，解决“道理都知道，就是做不好”的问题。
【 郭婷 香港社区伙伴北京代表处 】
之前也听过行动研究的讲座，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但由于演讲者的切入点和文字表述上的问题，再加上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实践才能深入了解的学问，所以对行动研究的理解总是只鳞片爪、云里雾里。本次杨静老师的讲座非常清晰地给出了行动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极大增强了我对行动研究的理解和应用行动研究的信心。我们做公益，关注的是人的身心灵的全面发展，不管是自己、行业的从业者，还是社区的服务对象，都应当关注、推动人本身的改变和完善。杨老师本次讲解的这些行动研究框架知识给了一个行动者改变、完善自己，或者作为协同探究者推动其他行动者以及服务对象完善自己的途径。
【 张婷婷 社会资源研究所 】
实践者可以生产知识吗？“当然！”，对于答案，我从未动摇。
许是在过往的经历中，见到过太多来自实践者的所谓“土”知识在推动行动中发挥作用，比如，曾独自经营饭馆，没学过乘法口诀的奶奶，却在自己的算账系统里极少出错；西南山区农民世代传习下来的“稻田养鱼”种养方式，却被专家们奉为生态共生智慧的经典；某某公益伙伴，在遇到棘手问题时，总是能顺利过关等等。他们在持续地行动中丰富自己的知识内涵，也通过不同的分享形式，输出他们的行动智慧。
但实践者如何生产知识？直觉告诉我，通过行动研究，于是，我学习和训练让自己成为一名行动研究者。一方面，从推动自身的改变开始，去认知和反思自己的行动视框，去回看、梳理自己作为实践者的实践知识，以实现自身行动者和研究者的身份统一。另一方面，持续修炼自己的共情、倾听能力和提问技巧，来提升反映对话的质量，鼓励和协同更多实践者去记录和呈现自己的实践经验。希望有更多实践者成为行动研究者，产出实践知识成果，为实践者可以生产知识提供实证。
然而，如何为自己的行动研究，为自己的直觉寻到一个通透的合理性的解释？我仍然困惑，并带着这样的困惑，来听杨静老师的讲座，听完，竟阔然开朗了。老师先对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做了界定，通过对比学术知识生产和实践者生产知识的逻辑，肯定了实践者可以生产知识的正当性。继而引入行动科学的介绍，为行动研究作为实践者生产知识有效途径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支持，并让我们从中体验到在操作时如何通过反映对话来实现知识生产。讲得太棒了！既回答了我的困惑，也增强了我继续行动研究的信心。
北伟（秘书长）说，这是他10年来听过最棒的一次讲座。于我，是感激和意外，在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当下，竟有机会静下来全神贯注学习和思考3个小时，真真是奢侈。很期待杨静老师的更多讲座和分享，也期待与更多行动研究者相遇，无论是学者还是行动者，只要我们知识生产的目标是为行动改变服务，终会相遇！
感谢基金会的精心组织和协调，提供的不只是知识盛宴，还有身体补给，在听得正饿时有精美茶点奉上。贴心：）
----- 本期沙龙内容完 -----
億方公益沙龙往期回顾：
3月期 | 公益市场的“两个顾客”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4月期 | 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5月期 | 公益项目评估的两个视角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6月期 | 投资思维下的资助之道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8月期 | 商业向善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9月期 | 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项目合作 点击查看完整版实录
关于億方公益沙龙
億方公益沙龙是億方基金会主办的研究性沙龙活动。秉承億方公益基金会“激发民间智慧行动，创建公平美好社会”的愿景，致力于链接公益研究者与实践者，搭建公益研究输出与落地的畅通渠道。沙龙每月一期，每期由菁莪伙伴主办、公益研究与实践者参与，分享成果，交流沟通，打造公益思想的交流平台、研究的实践阵地。億方公益沙龙希望凝聚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推动公益行业与社会发展！
关于菁莪计划
“菁莪计划”是由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支持公益青年行动研究人才项目，该项目倡导“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支持具有务实、专业、前瞻的有意愿或正在做行动研究的青年人提高其研究能力，进而提升公益界的研究水平。研究者通过对某一关键社会问题进行行动研究，寻求有效解决途径，最终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及社会的积极变革。
2016年菁莪一期伙伴遴选8位成员，2017年二期的10位伙伴也已经评审诞生。在未来的时间里，菁莪伙伴将通过专家导师的指导，开展议题研究，进行国内外交流学习。不断开拓视野，积累经验，实现自我提升与突破，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公益研究者。
了解億方：
億方公益基金会官方网站 www.yifang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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